新疆历史文化

新疆，最原始的称呼是柱州，汉称西域，意思是中国西部的疆域，这一名称自汉代出现于我国史籍，一直沿用到清朝统一新疆，之后改称新疆。
　　近代新疆各地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最晚在六七千年以前,新疆地区已有人类活动。在大约距今二三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天山南北各地，诸如哈密的三道岭、七角井、吐鲁番盆的阿斯塔那、乌鲁木齐县的柴窝堡，以及木垒、奇台、伊犁、库车、巴楚、且末、于阗、皮山等地都已出现人类祖先活动的遗迹，其石器形制、打刻技术以及共存的陶器色彩、花纹与我国甘肃、内蒙、宁夏等地相近。
　　新疆位居东西交通孔道，历史上十分频繁的民族迁徙和交往，导致了新疆古代居民错综复杂的种系族属和民族关系。
　　西域同中原地区的交往联系源远流长。很早以前，我国的丝及丝织品便中经西域远销南亚和欧洲，古希腊人称中国为“丝国”。沿此以往，这条横贯东西的贸易通道被后人统谓作“丝绸之路”。
　　我国古史中对于西域地理历史的真实具体记载当始自汉代，同样也在汉代，中央政府在西域各地开始设置地方政府机构，所以，自汉代以后，西域便已是我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至西汉初年，天山南北各地社会经济已有很大发展。
　　西汉王朝统一西域大业是从讨伐匈奴开始的。匈奴是秦汉之际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活动的一个实力强盛的游牧民族，初弱，后强盛。匈奴对北方地区，包括西域的统一管辖，结束了该地区长期以来诸游牧部落不相统属的分割局面，为后来全国性的统一局面形成创造了条件。
　　汉武帝刘彻为了打败匈奴，巩固其统治，决定“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为此他先派张骞两度出使西域，以加强同西域诸地的联系，共同对付匈奴。张骞西使加深了中原地区对西域的了解，密切了两地之间政治、经济联系，扩大了汉朝在西域诸地的政治影响，为汉朝统一西域创造了条件。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后不久，公元前121年汉朝大将军霍去病大败驻牧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汉朝在此置武威、酒泉两郡（后改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从而切断了匈奴同氐、羌诸部的联系。尔后汉朝同乌孙的联盟使匈奴在西域更显孤立，公元前109年，汉军将领赵破奴等率部西征攻破楼兰、姑师等西域重镇。前102年，汉军攻破大宛城（今费尔干纳），汉朝在西域各国中的威望大增。翌年，汉朝在西域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置使者校尉统领之。使者校尉是汉朝政府设在西域的最早的地方官员。
　　公元前60年，驻扎西域的日逐王贤掸降汉，天山南北诸地均归汉朝中央政府统属。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西域诸地自此成为我们统一多民族伟大祖国的组成部分。汉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了西域同中原地区的关系。
　　西汉末，外戚作乱，王莽篡权，内地政局不稳天山南北各地复陷入分裂割据状态。东汉初年，匈奴南下，重新统治了西域各地。公元73年，东汉王朝派遣大军攻伐北匈奴，其中汉将窦固、耿忠等率部出酒泉，于天山一带击败匈奴呼衍王部，占据伊吾（今哈密市）。同时，窦固部将、时任假司马的班超受命顺天山南麓西行收复失地，班超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家才干，在西域各地人民大力帮助下，南征北战，有力地稳定了西域的政治局势，后受封为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在任期间，还派甘英等人于公元97年出使大秦（东罗马帝国），其使团足迹曾抵达波斯湾，使东西方之间的交往联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西汉时期，随着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传播，极大地带动促进了西域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西域的农作物胡麻、蚕豆、石榴、大蒜、葡萄、苜蓿等相继传入内地，被誉作“天马”的大宛马、乌孙马、各种毛皮也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进入到中原地区。同时，原地区的丝绸和丝织品也传入西域并经此西传欧洲。此外，伴随着屯田士兵而传入西域的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农业经验，如铁铧、铁锄等铁制农具及代田法，还有掘井技术和冶铁技术等。
　　西域的手工业，如陶器制造，毛纺织品，玉石制造业技术工艺俱有相当高的水平。汉代新疆广泛流行汉朝的五铢钱，和田马钱以及安息银币等说明了该地区蓬勃发展的商业水平。
现有的石窟壁画和大量的汉文记载都说明当时西域的音乐舞蹈艺术已有相当高的水平，并给内地很大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出现了社会大动荡和民族大融合的局面。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昌盛的时期。唐朝统一了西域，并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以及回鹘西迁，是这一时期西域历史上的两件大事。北宋时期，西域存在着高昌回鹘王国、子阗王国、喀喇汉王朝三个并立的地方政权。到了南宋时期，于阗王国并入喀喇汗王朝，但又出现了西辽王朝。
　　1206年，蒙古汗国建立，1271年改国号为元。蒙元时期西域大部分地区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明代，西域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之下。明朝中叶，东察合台汗国演变为叶尔羌汗国。元、明两代，西域各族人民为保卫和开拓祖国边疆、繁荣西域经济、发展科学文化技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清代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和发展的时期。18世纪中叶，清朝先后平定了准噶尔贵族和大、小和卓的叛乱，统一了新疆，并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治理措施，这对于我国西北疆域的最后界定，新疆各主要民族及其分布格局的形成，以及新疆各民族之间、新疆与中原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与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771年，土尔扈特人在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回归祖国。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后，改称西域为“新疆”或“西域新疆”，清政府开始在新疆各地置官立府，行使中央政府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管辖治理。新疆与内地的军政体制基本一致，国家的统一局面得到进一步加强。
　　1840年是中国近代社会的重要分界，鸦片战争以后，新疆和祖国其他地区一样，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新疆各族人民反地外国入侵，反对分裂以及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斗争任务更为繁重。新疆同祖国的命运越来越密切。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大清王朝日益衰弱，中国领土主权遭到帝国主义的践踏。位处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更深受沙俄侵吞之害。沙皇俄国在完成对西伯利亚的扩张之后，开始蚕食侵占我国领土。1860年到1851年前，沙俄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订》和《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由于清朝衰落，就连毗邻新疆的浩罕小国都有伺机吞并我国领土的野心。一些反动和卓打着“圣战”的旗号，攻城掠地，无恶不作，给新疆人民带来沉着灾难。沙俄又借口伊犁农民起义和阿古柏势力威胁到俄国安全，打着保护和代守的旗号，公然出兵占领伊犁。新疆面临为外国瓜分侵占的危险。
　　清政府在经过一场所谓“海防和塞防密瓜”的争论之后，西北防务生新得到清统治者的关注和重视。光绪元年（1875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受令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清军入疆顺应历史潮流，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至光绪三年底，清军已陆续收复到天山南部诸地，阿古柏的侵略政权覆没。
光绪七年二月，清政府使臣曾纪泽（曾国藩之子）经过与沙俄艰苦的谈判，几经周折，双方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条约议定次年沙俄军队撤出伊犁，中国以赔款和允许俄商在新疆贸易不纳税，俄国在嘉峪关和吐鲁番设领事作为代价。1882年，伊犁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光绪十年（1884年），清政府发布新疆建省上谕，刘锦棠被任命为首任新疆巡抚。将迪化直隶州升为府，新疆军政中心由伊犁移到乌鲁木齐。实行以军府制为主体的多元性行政管理体制到单一郡县制的转换，使新疆行政建置与内地趋于一致。
　　清朝对新疆的经营，无论是规模和范围皆远胜从前历代，社会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进步和发展。1、屯田戍边，农垦事业规模空前。2、移民及人口增长。3、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4、商业贸易有一定发展。5、兴办各种文化教育事业。
　　清王朝进入公元20世纪后，已是穷途末路，气数临近，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日益高涨。革命党人的足迹，也踏上新疆的土地。1911年10月武昌起义不久，新疆革命党人刘先俊等人计划于迪化城策动起义。因叛徒出卖而失败。翌年，以杨缵绪、冯特民、李辅黄为首的革命党人在伊犁起义成功。宣告清朝在伊犁反动统治的结束。之后因清朝宣统皇帝退位，袁世凯命杨增新为新疆都督，杨增新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革命党人妥协，资产阶级领导的伊犁起义失败。但伊犁起义作为新疆各族人在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发动的旨在推翻清王朝，埋葬封建专制制度的伟大革命斗争功不可没。伊犁起义还激发了新疆各族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热情和斗志。
　　杨增新窃取伊犁起义成果，担任新疆都督后，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制造民族不合，推行愚民政策，镇压不同意见。遭到社会各界的反对。在统治新疆17年后，终于死于统治集团内讧。1928年，愚昧不堪的金树仁继新疆都督，社会动乱进一步加深。1933年末，金树仁被迫出逃。阴险狡诈的封建军阀盛世才接任都督，开始他长达10年之久的反动统治。
　　1933年是新疆的多事之秋。以穆罕默德·伊敏为首的大突阙主义分子妄图分裂祖，破坏国家统一，但由于人心向北，几个月后就覆灭了。
　　盛世才是一个典型的反动政客。摆出一付积极治理新疆的虚伪面孔，积极发展同苏联的联系，妄图利用苏联人的支持保持自己“新疆王”的独裁地位。在一些进步青年的影响和苏联的帮助下，盛世才于1936年形成“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同盛世才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0月，盛世才同意我党在迪化成立八路军办事处，滕代远任主任。随后，党中央派遣了一百多位党员来疆工作。
　　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工作取得的成就使盛世才十分不安，1939年有意制造磨擦，冷淡关系。1941年德国法西斯发动侵苏战争，盛世才错误估计形势，公开与苏联、中共彻底决裂。制造所谓“四一二阴谋暴动案”捕杀中共党员，残酷杀害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中共党员，抛弃六大政策，投向国民党蒋介石。
新疆沦入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后，各族人民生活日益恶化，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更加尖锐。政治局势的恶化孕育了三区革命风暴。
　　三区革命是在国内外形势影响下，在苏联的支持和进步知识分子领导下的新疆各族人民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
　　1943年3月，国民党政府发布命令要求各族人民捐献一万匹军马，交不出就按就出市场价格一倍的马价交现金。1944年8月，尼勒克县牧民首先发动反对“献马运动”的武装起义。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1945年初，革命军打败国民党。同年，三区民族军正式成立。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一天《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字。国内外和平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蒋介石派张治中到新疆同三区革命政府进行和平谈判。1946年1月，双方签订11项和平条款，根据条款规定，改组新疆省政府，成立由三区革命代表、七区代表和国民党中央代表共同组成的新疆省联合政府，张治中任新疆省联合政府主席，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任副主席，阿巴索夫任副秘书长。纠正三区革命初期的一系列错误，抛弃了“东土耳其斯坦”的旗号，团结新疆各族人民，使革命走上正确轨道。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破坏和平。导致新疆省联合政府破裂。
　　然而，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内战，并不能阻挡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步伐。1949年，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1949年秋，党中央派遣邓力群到伊犁与三区革命政府联系，三区革命政府涌跃响应。1949年9月，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分别通电起义，新疆宣告和平解放。接着王震将军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进驻新疆。1949年10月1日，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发展

原始社会时期。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有关周穆王西巡昆仑会见西王母的故事。新疆境内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陶器,其中不少彩陶的图案纹饰与中原内地同期出土的陶器图案纹饰相同或相近似。距今3000年前,新疆出土的彩陶三角形纹、涡纹、弦纹的绘制和诸如陶豆一类器形，说明甘肃和内地彩陶艺术已影响到新疆彩陶文化的发展。　　
汉唐时期。两汉统一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造成东西方文化在这里大汇聚、大交融，促成西域文化空前繁荣。天山北部的草原游牧文化、天山南部农耕文化迅速发展。随着军事屯田和汉族移民,中原的先进文化和耕作技术传入西域,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的屯垦文化。同时,中原文化、印度文化、两河流域文化、波斯文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等在这里荟萃、交融出现了多种语言文字的使用,如汉文、吐火罗文、于阗文、粟特文等。　　
1995年10月至11月,民丰尼雅遗址3号棺出土色彩斑斓的锦被上织着"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的小篆汉字和纹样;8号棺木出土的一只色彩艳丽的锦袋上有篆书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揭示了汉、晋时期尼雅与中原王朝密切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唐代诗人岑参、骆宾王、洪亮吉等撰写的雄浑的大漠、壮丽的山川、奇特的气象、悲壮的征战奇观等奇妙绝伦的诗篇,脍炙人口,久传不衰,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边塞诗"。　　
随着佛教由印度沿丝路传入西域乃至我国内地。佛教文化成为当时西域的最重要的内容。龟兹佛学家、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来到内地讲译佛经、著述佛学经文。东晋高僧经西域赴印度取经,著有《佛国记》。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是我国最早的诞生在西域的戏剧文学剧本。唐代高僧玄奘去西天取经,写《大唐西域记》。吐鲁番地区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汉文文书、契约等,表明唐代前后汉文在高昌地区文字使用方面的主体地位。龟兹石窟和高昌石窟中的佛教内容的壁画,显示出中外绘画技艺萎萃交融的特点。唐代于阗尉迟跋、尉迟已僧父子动用凹凸技法,表现佛教内容和西域人物花鸟,震惊长安。龟兹乐、高昌乐、疏勒乐等在隋唐时期乐曲中占有重要地位。除乐曲外,琵琶、箜篌、鼓、角等西域传统乐器也传入内地,成了唐代以及后世音乐演奏中的主要乐器。西域舞蹈如:胡腾舞、胡旋舞、拓枝舞等传入中原宫廷乃至民间。　　
宋元明清时期。喀刺汗王朝(9世纪末一1211年)时期,随着伊斯兰教传入西域并逐渐扩展,伊斯兰文化对西域文化的影响愈来愈大。著名维吾尔族学者玉系甫·哈斯·哈吉甫编著了反映当时社会及精神文化生活的诗体百科全书《福乐智慧》,著名维吾尔族学者马赫穆德·喀什噶里著有突厥语工具书《突厥语大词典。维吾尔族诗人玉素甫阿吉著有爱情叙事长诗《艾里甫与赛乃姆》。蒙元时期有著名维吾尔族文学家马祖常;著名维吾尔散曲作家贯云石;著名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著有《农桑衣食撮要》。明代旅行家陈诚著有《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等。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学优秀代表作品、著名史诗《玛纳斯》、蒙古族民间文学优秀代表作品、著名史诗《江格尔》。《阿凡提的故事》是产生于察合台汗国时期的民间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叶尔羌汗国时期,马赫麻·海答儿·尕豁刺的《拉失德史》和沙·马合木·楚刺思的《编年史》。阿曼尼莎罕收集、整理、编创的维吾尔《十二木卡姆》，它是东方音乐文化的无价之宝,它像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英雄史诗一样,具有世界性的影响。随着清朝对新疆的统一,大批内地汉族军民进入新疆北路屯戍落户,在乌鲁木齐巴里坤、奇台一带,汉族文化成为当地文化的主体。秦腔、河北梆子、新疆曲子等杂技等艺术班社相继出现,并迅速不断地普及;纪晓岚、林则徐、戴澜、刘锷等被谪来疆,在新疆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　　
近、现代时期。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革命精神在新疆的传播和弘扬,推动了新疆文化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以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革命烈士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各族人民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动新疆民族文化发展,与此同时,许多进步文化人士如茅盾、杜重远、张仲实、赵丹、王为一等在乌鲁木齐从事抗日进步的文化活动,组织各族工人、农民、教师、学生、职员、商人等广大民众创作演出抗战进步歌曲、话剧、秦腔、京剧、新疆曲子等剧节目。在新疆各族人民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全疆各地各族人民群众和进步人士,先后组织"反帝会"和各民族"文化促进会",开展各种民族进步的文化活动。著名爱国主义诗人黎·穆特里夫以歌颂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为主题,著有《中国》、《给岁月的答复》等战斗诗篇。民族话剧《蕴倩姆》、维吾尔剧《艾里甫与赛乃姆》、杂技《达瓦孜》、哈萨克族阿肯弹唱《萨里哈与萨曼》、《阿尔卡勒克》,柯尔克孜族"玛纳斯奇"弹唱《玛纳斯》等剧节目相继搬上艺术舞台。民族传统文艺活动如维吾尔族"麦西来甫"、哈萨克族"阿肯弹唱会"、柯尔克孜族"库姆孜弹唱会"、蒙古族"那达慕大会"、锡伯族"西迁节"、汉族的"元宵灯会 "等久传不衰,极具民族特色,为广大各族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为新疆民族文化亮丽的景观。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疆民族文化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级各类文化机构、队伍、设施建设逐步建立并逐渐形成规模;濒临灭绝的民族文化遗产得到及时抢救性挖掘,各民族传统文化焕发了新的生机;反映时代巨变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地域特点的一批优秀剧(节)目陆续搬上舞台和银幕;广大各族人民群众参与丰富多彩的立化艺术活动空前活跃;文物保护管理和博物陈列展览有了长足进展;"歌舞之乡"的民族文化艺术卓有成效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尽管出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化逆转,但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新疆民族文化迎来了更加光辉灿烂的春天,更加焕发出勃勃生机。新疆民族文学艺术、群众文化、图书馆、文物博物、文化艺术教育、文化市场、对外文化交流等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走上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发展、全面繁荣的道路。